我變了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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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7歲男t市某小學教師我非常注意"安全係數"——四月四是我生命中倒黴的子——鑰匙鏈兒上的小手槍——我快成"核武器"了——裡邊與外邊的一切剛好相反——後天的一對兒每個人一生中，都有一個於永遠記著。生不算，那是必然會記住的，沒生就沒有你呀。我說的是另外一種——比如初戀、結婚、離婚、爹媽故去的子等等。這子，與你的生命緊緊相關。我也有個子，是四月四。

四月四是個倒黴的於。拿破崙倒黴是四月四，阿里·布托被絞死是四月四，張志新被槍斃是四月四。我被逮進監獄也是四月四。七0年的四月四。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滿到期應該是九0年四月三。按年算的刑期，釋放出來的子都比抓進去的早一天，否則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這天，註定我倒黴。

直到現在，一到這天，就像我的死期來臨，渾身不舒服，發冷，心裡什麼也不敢想。

這子就像-個釘子，曾經把我釘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來，可這釘子還在。深深的，死死的，釘在我心裡。

我在監獄裡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為什麼入獄，也不知為什麼判刑。當法院念過我的"判決書"後，我驚訝地問:"這是我的嗎？"直到我被放出來後才明白。不明白還好，不明白還覺得人家總有點什麼道理，哪怕因為我踩死過一隻螞蟻。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無邊無際寒冷的宇宙裡。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兩半。一半過去，一半將來，永遠連不成一個整體。這覺你不會體味得到——攔兩段，還活著呀。

我過去像個傻子。活著好比做夢。

我本人的歷史再簡單不過。你寫吧——四一年生的。小學、中學，中學畢業那年十八歲，沒考大學，服從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我一直沒離開過學校。一條小溪沒拐彎兒就進社會。這小溪，清澈見底兒。我活得真誠和認真。可是，上帝事先給我製造點麻煩，叫我投生在一個狗肚子裡。

我父親是個大資本家，鹽業公司總經理。但他解放後就不做事了。他喜歡書畫古籍，整天在家唸書，玩字畫，很少出門面。由於他名氣太大，當上政協委員，便做了一身嚴肅的中山裝，逢到開會來車接他，就換上中山裝，拄柺杖去開開會。他收藏的字畫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輩子嫌的錢大多用在這上邊了。很多大書畫家，比如張大幹、齊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時張大千還為我畫過一幅畫——一塊硃砂畫的紅石頭上，趴著一條石綠的小蛇，因為我是屬蛇的。解放後他把這些珍藏一批批捐獻給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驚世之作，四十四尺長的《墨荷圖卷》，惲南田二十四開的《沒骨花卉冊》，都是極的品呀！還有文徵明的《橫渡江圖》，上面有吳門十八學士一人一段題跋。祝枝山以楷書名天下，但在這幅面後邊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書跋款——這些畫全叫我父親捐獻了。他這樣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買一點政治資本吧。那時資本家都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也遺傳到我身上，就給我的真誠加進點複雜。一方面，我虔誠地進行自我改造。"血統"裡有問題，便決心給自己"換血"，時時事事都爭取好的表現。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係數"。吾三省吾身，幾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兒自已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惹了領導不高興；如果有，就覺得這個係數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兒說的話，做的事，叫領導表揚了，就覺得這個係數猛增，心裡就穩當，踏實，有了安全。我這樣做，確實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學時入了團，工作後當上團組織委員，工會主席，核心組成員。被領導視為"核心"，真叫我受寵若驚，報答之心就異常強烈，更加積極表現。我喜歡歷史，對書畫也著，同一位老先生念古書，學書法，這事也主動先向組織彙報，爭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裝，淡藍的，只穿過一次。那次是元宵節，家裡來了許多親友，我穿上它對鏡於一照，也覺得好看，可事後就覺察這是潛伏在血裡的資產階級意識頭，必需防微杜漸，消滅它在萌芽中，這套西裝便一直掛在櫃裡，再沒動過，直到文革抄家時被抄走。

我找到一種適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單位積極工作爭取領導表揚+儘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裝+謹言慎行=安全係數。

再用這安全係數+業餘時間潛心詩文書畫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樂是念書、背誦古詩、習字、作畫。打開一個大漆黑櫃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來，沉醉那筆墨妙之中…現在年輕人恐怕會認為我活得可憐，是可憐！可憐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憐的，是我當時覺得這麼活得蠻不錯，平靜，自足，你看，這是我那時寫的字:恬靜、清雅、謹慎，這就是我。這是我的照片，很文氣吧，還有點拘謹，嘿，就這傻樣兒。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紅衛兵抄家開始。我正在學校寫標語，宣傳澤東思想。當時我還是"核心組"成員。忽然一個老同學騎車來告我:"你們家抄了。"說完轉身就走。我只覺得天旋地轉。跟著就被放在一幫有問題的人裡去了，待家庭問題，挨批判。家裡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畫珍品，石濤、高風瀚、任伯年、任長的名畫全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沒有了"是種什麼滋味嗎？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沒有了，好像一條魚忽然給從水裡拉出來，到空氣裡，就這覺。什麼安全係數？都是自己騙自己！安全係數——零！我就抱著這個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麼，一點意義都不存在了。

一無所有的家。家裡只剩下幾個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語錄，做檢查，一遍遍重複地持問題，大宇報上常出現我的名字，開頭我總怕看見我的名字，可是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經相當習慣了。包括那些沒有問題的同事對我沒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時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聲調兒，我都習慣，這世界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了。當親眼看見一批批人捱打、被捕、坐牢、自殺，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說很具體、很實在的自由，就是平安無事。

我獲得這"自由"大概沒問題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來。

事情明白後，我並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亂的時候，我弟弟一個朋友的父親，是北京一所中學的黨委書記。他被做為走資派鬥得死去活來受不了，逃出北京來躲躲。我見他困難，留他在我家暫住。我會燒菜，有時來幾個老同學一起吃吃聊聊。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南下去揚州的親戚家。運動高xdx過後他回到北京的學校。他比較有經驗，為了爭取群眾團結他，就告發我，說我家有個黑組織。什麼？忘思負義，不不，忘思負義在那時候是常事兒。

我想，這事我有，因為叫我組織什麼我也不敢。折騰一段時間，內查外調不出證據，就給我下了結論，說我屬於那種"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剝削階級子女"，應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把我放了。還發給我一枚主席像章。這是一種由市革委頒發的主席像章，只有屬於"革命群眾"的人才發給一枚，相當於一種公民權，或者是現在的身分證。我就戴著這枚像章高高興興和一個姑娘結婚了。

結婚那天，望著我愛人，我還在想，從今天起，我口氣兒也得想想別犯著什麼，要不就會對不起這個肯跟我這個窮鬼作伴度的女人。可是沒想到四月四這個倒黴的子正等著我呢，我連這口氣也沒過來，結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公安局革委會突然來人把我抓走，關進監獄。這回我怕了，我沒犯任何罪，怎麼會抓我入獄？我想是不是他們抓錯人了？我也不敢問，因為那時抓人是沒錯的。人好比養的小雞小貓，抓起來，怎麼能是錯？

一進監獄，就必需穿監獄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裡，我摘一雙大小合腳的穿。穿鞋時發現鞋幫上用紅漆寫著171號。我的心一楞，心想壞了，我的犯人編號恰好也是171號。命中註定我進來。這叫命運的暗示。

當然，我還存在僥倖。因為我知道自己沒犯過任何罪。誰知生活嚴峻得連僥倖也不給你。

我一連接受六次審訊，提審都是在深更半夜，問的問題極其奇怪。始終追問我一個問題——叫我出手槍來。我想，這事肯定搞錯了，不是我。我說，你們就是現在叫我出去一支來；我都不知道到哪兒去。我從小在學校，出來工作還是在學校，除去在電影上，見都沒見過這東西。

六次審訊後，不再問我任何問題，好像只這一件做夢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獄裡，天天學習。這種監獄的設備特別，屋中間擺著一條條矮長凳，白天犯人們一徘排坐在上邊讀主席著作和政治宣傳材料；晚上把一塊塊大木板往上一鋪，睡覺。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門，是看守的監視孔，只要小門一動，犯人們立刻正襟危坐。後來小門改成-塊水銀鏡子，上邊劃上道兒，鏡面朝裡。看守夜外邊看得見裡邊，裡邊只能看見亮光光的水銀鏡面，看不到外邊，妙吧！這一來，犯人們誰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門前一照鏡於，嚇了一跳，我的臉好難看，慘白，腮也凹進去，左右兩個明顯的坑，胡於老長，不像人樣兒了。後來才知道，我傳染上結核病。

我想只要他們查出我本沒手槍，就該放我出去了。一準是錯了人，除非有人誣陷，誰呢？我是從來不會也不敢得罪人的。誰會忍心將我置於死地？再說北京的中學黨委書記那件事已經結案了。

一天，忽然提審我，還是這手槍。

我有點急了，說:"這事沒什麼可考慮的。"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敢冒犯官方。誰料這預審員沒發火，反而態度溫和下來，他說:"你別過早關門。我給你提個醒，你從玩具上想想。"我可奇怪了，這種生死攸關嚴肅的事，怎麼扯到玩具上去？我說:"玩具手槍我倒是見過，可您想想，我是當老師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帶個玩具手槍呀！"預審員今天真有耐，他說，"別急，你再想想，能帶在身上的。"我再一想，有！是鑰匙鏈兒上那個小裝飾物，兩釐米大小，一個朋友送我的，是法國貨。紫銅上嵌有銀絲，很好看。我說:"有一個，是鑰匙鏈上的小墜兒。"預審員說:"對呀，你怎麼不早待呢？"我聽傻了。難道為個鑰匙鏈抓我人獄嗎？難道我能用這小玩意兒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關進監獄？我衝著他張著嘴，說不出話來。

他說:"你就把這問題寫下來吧！"問題？滿天烏雲了，腦襲裡也糊塗一團。我就把這小鑰匙鏈誰送我的，哪年帶在身上的，哪時抄家被抄定購，全寫了。他還叫我照原樣畫個圖。他看看我這份"問題待"，點點頭誇獎我說:"你這態度多好！"從我被捕到判刑，只問過這麼一件事，再沒問過別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