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心靈獨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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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蠅。

林肯身邊有個智囊，專與他唱反調，每有決議，必提出嚴厲的批評。林肯身邊的高級官員受不了這名教授出身的老傢伙，聯名要求林肯將他趕出白宮。林肯笑著講了一個故事:我在鄉下工作時，看見農夫用一匹弱馬耕田，他吃喝一聲，馬才肯走一大步。我發現馬背上吐了一隻大牛蠅，想幫農夫趕走。可農夫趕緊阻止我說:“幸虧有了這隻牛蠅，不然馬連半步也走不了。”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就是牛蠅。杜威說過:“思想家只消開始思維時，都多多少少把穩定的世界推入危險之中。”因此，除了林肯這樣明智的領袖外，一般以“穩定”為己任的政治家都會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蠅。結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數的例外。曾經說過“知識分子是一切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劇作家哈維爾卻當上了總統。不過，哈維爾的總統當得並不快樂，電視新聞裡我曾看到他疲憊不堪的神態，反倒不如他的一張在監獄裡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視著柵欄外的天空。

牛蠅只能是牛蠅，牛蠅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後。

沙皇不僅沒有欣喜若狂，反而憂心忡忡，他說。

“人民為普希金的死亡而出來的悲傷，已多少表現出自由主義者勝利的醜惡景象。”因此，他命令說:“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種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責任。”編輯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羅斯殘廢者報》發表文章紀念詩人的逝世:“我們詩歌的太陽沉落了。普希金在壯盛的年歲，在偉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傳到書刊審查委員會。主席嚴厲地斥責他說:“為什麼在這個品級既低、又未擔任重要公職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圍加上黑邊呢？這算什麼‘偉大道路’？難道普希金是個將軍、元帥、部長、政治家嗎？寫寫歪詩是談不上走偉大道路的。”誰在走“偉大道路”？150年以後的今天，強大的沙皇政府已經灰飛煙滅，末代沙皇一家被槍殺在簡陋的地下室裡，嘍羅們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詩歌還回響在一代代人的心靈深處。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講座，又是新聞報道，大舞臺上人人登場。

“文明修身”並不是什麼新發明。1933年末，美麗的蔣夫人鑑於社會道德淪喪，號召開展“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強調:“如果我們想獲得一種遵循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那就必須從不隨地吐痰做起。”

“法古今完人”的蔣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隨地吐痰，進廁所小便、用冷水洗臉，將會引起“人的心靈”發生變化，隨之國家和社會同樣會獲得新生。蔣氏又說:“我現在倡議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要使全國公民的生活完全軍事化，這樣他們可以培養勇敢和捷，吃苦耐勞，特別是統一行動的能力和習慣，最後他們就可以隨時為國家犧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運動便冷冷清清地收場了，留在民間的只有一些並無惡意的笑話—一湘西的農民一直以為“新生活”是個欽差大臣一樣的官員，要到窮鄉僻壤來盤剝一通，所以緊張了好一陣。60多年以後，北大成了湘西。在學生公寓廁所的大門上，共青團支部貼上“舉手之勞，何樂不為？”的標語，宣傳便後要衝廁所的真理。沒有兩天，這條標語便出現了兩個修改版本:“舉手之勞何樂？不為！”、“舉手之勞，何樂不為？”蔣先生若遇到這樣的情況，會作怎樣的反應呢？

“藍衣社出動，將‘兇手’斃了！”

“文明修身工程”這是當代中國最奇妙的漢語新詞。

“文明”與“修身”聯繫起來就已經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驚詫。何謂“工程”？《現代漢語辭典》中的解釋是“土木建築或其他生產、製造部門用較大而複雜的設備來進行的工作”何謂“修身”按照中國聖賢的說法，修身的本在於“修心”修身是純粹個人化的活動。現在，修身卻變成了攪拌機和舉重機，北大“國學大師”多如牛，為什麼沒有哪位大師出來指出這點小小的誤差呢？

“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古代聖賢說的話。今天那些遊走在高級酒店的女們，似乎沒有哪個是因為“衣食不足”才去賣身的。她們一身的金銀珠寶足以大學教授們。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榮辱，衣食足照樣也不知榮辱，這就是人類真實的生存狀況。

文章與老婆。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這是愚人之論。我的觀點是“文章是別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魯迅說專制令人冷嘲。我卻說允許人們冷嘲的專制我願意為它鼓掌。實際上，專制只允許熱頌，冷嘲者的命運便是嵇康的命運。

嚴復譯的《天演論》中有一句名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存下來的都是優秀分子嗎？

猶太作家皮利磨·拉維說過:“敢於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便是—一最壞的、能適應的活下來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們這些還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見證。我們不但是少數的少數，例外的例外:我們實在只是由於扯謊、幸運或者沒有辦法沉下去而已。”奧斯威辛是這樣，文革也是這樣。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羅剋死了，張志新死了…在他們的毀滅面前，誰不低下高貴的頭顱？當然，我無權苛責活下來的人，活著並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來的人已然喪失了承接歷史的權利。那麼，再相信那些白紙黑字的歷史未免是一種虛妄。絕大多數寫歷史的人，目的不過是為了換取他們短暫的生存。

哈姆萊特說:“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當我們擁有選擇的自由的時候，這還能成其為一個問題嗎？

薩達姆。

伊拉克電視臺晚間新聞播出前，必定先奏樂，歌唱他們的偉大領袖薩達姆，最彩的歌詞是:“薩達姆，薩達姆啊，您有無數偉大的勝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沒有人比得上您。”報刊上引用薩達姆的語錄時，全都採用體大號字印刷。開會時，發言人不時要引用薩達姆的語錄，全場不厭其煩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巴格達市中心的勝利廣場上，安放著一對巨大的鐵手腕，兩手叉，高舉阿拉伯長刀。這對手腕仿照薩達姆的雙手而制，甚至鑄上他的指紋。薩達姆在講話中提及自己時，從不說“我”而是自呼其名“薩達姆”因為這個名字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個象徵。這遠比他本人的身要偉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本天皇，一切獨裁者都有著驚人的相似。《岳陽樓記》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等神境界，為歷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沒有人仔細想想:天下究竟是誰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講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濱，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蒼生百姓的天下。廣廈千萬間，庇的從來都是達官貴人，何曾庇過寒士？更不用說黎民了。

所以，體現中國知識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無非是“先天子之憂而憂，後天子之樂而樂也。”戒菸那天的一則電視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醫院組織保安人員，一旦發現菸者，便讓他拿著一塊“我是菸者”的牌子，站在醫院的院子裡義務執勤，直到有下一位菸者來代替他。該醫院的院長笑容可掬地告訴記者:“這種方法推行以後，效果好極了！”我記得以前在《聊齋志異》中讀到的一則故事。投水自盡者的鬼魂為了來世投胎，必須隱藏在水邊，誘惑下一名想自盡的人。這位聰明的院長一定讀過這個故事。我又記得美國作家霍桑的名作《紅字》，那是一個“猩紅a字母”的時代，凡是犯通姦罪者都必須佩戴這樣一種恥辱的標記。今天，這個時代又迴歸了。

毫無疑問，我是一個反對菸的人。但是，我也堅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嚴與人格神聖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種消極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都不存在時，思想者就大難臨頭了。

歐洲不少國家的教堂都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嘗試走出低谷，神職人員不惜利用教堂開餐館、辦舞會、演戲劇、設攤點。德國科隆的一位主教說:“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從商。錢比禱告更可以給我安。”龐然大物的蘇共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建議”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幹上萬的群眾把黨中央大廈圍得水洩不通，正要撤離的蘇共大員們心裡暗自竊喜:“看來我們還有這麼多的支持者！”然而，當他們剛走出大門時，蜂擁而上的群眾爭先恐後地擠上前來，一口接一口的唾吐向他們的臉上和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