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躍文官場小說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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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水無痕網上無意中找到這篇論文，也不知道是誰所寫，拜讀之後，同舟深深慨。居然有人對一個人的小說研究這麼深，更讓同舟佩服的是，後面註釋中，還有那麼多人寫論文，真是佩服。（閱讀此文網頁上的作者就是秋水無痕，那同舟也就這樣標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官場小說呈現繁榮景象，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密切的關係。九十年代是中國改革發展的社會轉型時期，在這種轉變中，中西文化及思想觀念發生了猛烈的衝撞。這種衝擊波及社會的各個領域，人們也在這種轉變中表現出了各種姿態。九十年代的官場小說大抵是圍繞著市場經濟下的社會轉型展開的，對政界、商界等領域中錯綜複雜的關係及矛盾衝突進行了揭示，揭示政治體制的弊端、價值觀念的顛倒和金錢對人的腐蝕。它的繁榮是社會現實和文學追求合力形成的結果。

王躍文的官場小說在九十年代複雜的社會環境中脫穎而出。他的小說展示了當前轉型時期官場生活的複雜多樣。小說主要表現官場與人的失調關係即人對官場的態度和官場對人的強制改變。作家從世俗的官場生活中發掘出令人觸目驚心、發人深思的東西，把官場中的混沌、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揭示官場**的現象中，王躍文的批判傾向是非常明確的。其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對體制的批判我們的各級政府有相當龐大而複雜的行政機制，它已經自成體系，體系之間互相磨擦、牽制，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與整個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已漸脫節。王躍文的多部小說都表現了這一嚴重的主題。在寫人物的活動中，王躍文把筆的觸角伸向體制改革問題。體制問題主要是因為權力在運行過程中越出軌道和權力建構中權力法則的不合法、不正當的行使而導致的。《舊約之失》中的向處長之女差五分考上一中。而一中規定一分一萬元，也就是說他的女兒必須五萬元才能上一中。向處長的女兒上了一中，但這五萬元並非掏自他的包，而是他巧借教師節問教師的名義，代表廳裡向一中送五萬元節禮物。他做得很藝術。實際上，他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牟取權利，利用公款為自己辦私事，這揭示出權利**的一面。再如《國畫》中的曾俚幾次迫於朱懷境的苦苦勸說而放棄公開朱懷境在烏縣當副縣長時的假種案。該案給農民造成兩千多萬元的巨大損失，牽涉到許多領導。曾俚出於一個記者的職責預備把此事揭發於報端。但受朱懷鏡的勸阻，最後他無奈地放棄了。這體現出權力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力。權力的暗中運行掩蓋了一段沉重的事實。而朱懷境在作品開始時謊稱自己在向向處長彙報情況，趁下面派出所不清楚市政府領導層的情況從而去贏得宋達清等人對他的刮目相看和尊重。這一謊話改變了後來他的命運。從這裡看出我們的行政機制是獨立運行的，上下之間互不明瞭，失去民主監督，滋長**。

體制本身的不嚴密也給了許多鑽營投機者可乘之機，他們便有意無意地使用權術去鑽體制的空子。如《國畫》中的黃達洪的起落過程就說明我們的體制問題。黃達洪原任烏縣公安局局長、縣委副書記，分管政法。可他嗜賭如命，結果被對手告發。最終被撤職。而職務一撤，他的本就暴無遺。他當起“雞頭”做起**生意。他從一個專門抓氓的公安幹部變成氓頭子。然而，滑稽的是，就是這樣一個人後來在市公安廳廳長嚴尚明等的幫助之下再回烏縣，而且是以一個成功商人的身份去投資的，並得到縣委書記的陪同，警車為其開道，並且還掛靠市公安廳，人的編制也在市公安廳裡，而且是警銜。黃達洪從被除名到成為市公安廳的幹部的過程說明我們的體制漏太多；向吉富在貪汙稅款案中“犧牲”後，其案件就平息了。而真正的貪汙人張天奇卻依然逍遙法外，而且越活越瀟灑，官運升遷至縣委書記。一個鉅貪沒有被繩之以法反而升官，說明了什麼？我們的體制疲軟，缺乏法律約束和民主監督。於是，在官場中，大官員破壞**律，小官員破壞小法律，在不同的職務上，他們充分利用職權，破壞法律，為自己牟權取利，給我們的體制建設帶來巨大的阻力。

民主選舉問題一直是我國體制改革的重點，但改革效果卻遲遲難以盡如人意。人民選舉的代表若不是按組織安排的則久久不能上任的事，現在屢屢見諸報端。王躍文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的作家，把筆尖銳地觸及於此。如《夜郎西》中黎南縣在人大會議上以絕對多數票選舉關隱達為縣長，而地委提名的候選人卻落了選，於是，鄭隱達陷入了尷尬和困境之中。

《國畫》中的柳秘書長在向朱懷境透朱即將當副廳級調研員時，強調他們的用人程序是堅持民主路線。而在實際的作之中，幹部投票進行的所謂的“民意測驗”純粹是走過場。這個“民意測驗”實際上是領導意志。

“當領導不想提你，你哪怕有百分百的支持率都枉然的。”每當選舉之前，領導就已經在自己關係範圍之內定好人選，然後施於某種隱形的壓力使廣大投票者儘量“服從組織”實際上，這個組織與人民的利益是相違反的。《國畫》中的龍文就發了這麼一番牢騷:“他媽的有些人口口聲聲組織，什麼蠅營狗苟的事都可以借組織的名義來做。冠冕堂皇！”他們口上說的堂而皇之的組織原則、組織路線，似乎他們用人都毫無私心，完全公道。其實組織最後就是一個人！這些真實地反映出了組織民主的**，它已被腐蝕。因此，民主體制若不是以法律作為保障手段而是人的情道德的話，我們致力於民主建設，道路將是何其艱難！王躍文正是借作品表達了這種憂患。

人才是一個社會發展前進的動力。人才選拔應該是任人唯賢。而現在的官場用人卻讓人十分失望。亦如王躍文《夏秋冬》中所寫，現在當官的“誰都知道做實事比做虛事難，所以很多人就專揀虛事做”張兆林的“兩走工程”（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使他走向了副省長的職位，宋秋山的“梧桐工程”又使他得到了省裡的高度重視，而向在遠又緊步後塵搞了個“公僕形象工程”其實，這“工程”那“工程”往往只是一些避實就輕的務虛行為，是專門做給上級看的，而這竟成為了他們升遷的一種途徑。而《國畫》中與朱懷鏡同處的副處長鄧才剛有才華、有能力，事業心強卻只因與同事開幾句玩笑被傳到領導耳中留下不好印象；在反腐倡廉徵文中提出治理**的十點建議被認為帶有針對，得罪了市委書記。結果被調到保衛處這個偏角落。真正的人才被打發到角落裡滯留，相反那些會阿諛奉承之徒卻官運亨通。朱懷境的升遷是廳、市級領導的直接提拔任用，人民的權利旁落，而且人選一般是與已有利的。這樣的用人機制不產生**才怪！王躍文尖銳地批判了這種體制的弊端，極具強烈的現實意義。

二、對文化的批判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同時又對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反作用。中國的**問題制度因素很大，但是，我認為文化因素是本因素，是影響最大的。**的文化土壤倘若一直存在，**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因此，反**最終是要發現**源頭，才能針對本。王躍文的小說銳地發掘出了文化對反**的制約因素，那就是政治文化。所謂“政治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免費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情。這個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所形成的。”1它對民族未來的政治方向、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

1。對“官本位”文化的反思“官本位”是一個和中國封建社會一樣古老的話題。它的本義是“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有了官就有了一切。這種等級森嚴的封建官僚制度，使社會上形成了以官為貴，以官為尊，以官職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識。《圖畫》把當代社會光怪陸離的世相和各種人物的臉譜都惟妙惟肖地描繪了出來，官場中各種身份的人臉躍然紙上。作品對主人公朱懷境的官場沉浮和身心狀態作了細緻的描寫，從全面角度深刻揭示了當代社會的官本位質。朱懷境在官場中最初的生活原地踏步，讓他覺得十分鬱悶。小說中他的出場職務是市辦公廳綜合處的副處長。他完全具備“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條件，但他因為既無政治靠山，又不會請客送禮，所以總是得不到領導的關注和重用，他十分苦悶。使他真正領悟官場之道和提拔“訣竅”的，是“表弟捱打”之後的一連串事件，他在基層派出所所長和酒店老總面前拉皮條，把自己扮演成皮市長的得用之人，就立竿見影地得到了別人的尊重、奉承和畏懼，表弟的捱打竟使他得到了一筆意外之財。於是，他領悟到了官場中“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妙處所在。他意識到升官意味著就會擁有一切:金錢、美女（情人梅玉琴）及別人的尊重。他充分把握這種升遷機遇，利用朋友關係，促成了縣長張天奇、神功大師袁小奇與市長的見面。他為了走進高層、中層領導的視野，並得到他們的賞識，千方百計地討好皮市長和柳秘書長。給市長、秘書長巧送家庭服務員，為市長兒子出國上學兩次送禮錢等等。這些其實正是朱懷境“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正是這種“官本位”思想使他漸漸地萎縮了自我人生的風華和進取神，而在不知不覺中培養了投機鑽營、甘為人驅使的奴和陰險而蠻橫的霸氣，完全失去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儒雅和涵養。

“官本位”思想讓朱懷境最終自食其果。他在官道中越陷越深，表面上似乎風風光光、體體面面，其實他的靈魂早已沉淪；表面來看越是風自得，內心就變得越陰暗和孤獨，人生坦蕩磊落的品格和光明正大的快樂早已蕩然無存。再如，張天奇向領導家送女服務員時同樣按官職大小排漂亮的次序，作者揭示了官位大小與佔有女權力強弱的聯繫，把官場和大小官員給予了淋漓盡致的展示。

2。對“人治”的揭示社會已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但是，我國傳統社會中以封建家長**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經並且仍然對我們的政治生活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在現實中，這一文化取向，給官僚主義的滋長和蔓延提供了觀念支持。古往今來，中國人敬畏官，服從官，這體現了官場中“人治”傳統的巨大能量。王躍文銳地透視出中國官場中現存的這種現象。《圖畫》中張天奇的巨大稅款案，由於處在制度和個人權力的彈區域而成為可能。因此，權衡眾多利益關係，必須“殺向保張”找一個替死鬼了事。向吉富不幸成為了“人治”權力周璇之下的一個犧牲品。而朱懷境又以個人手腕以及稅款案的隱患威脅張天奇，體現出“人治”的觀念影響。朱懷境的“人治”思想針對下級或一般官員。而他卻又是他人“人治”下的一個依附。他在官場中成也皮市長敗也皮市長。皮市長就是整個官場中具有“人治”權威的形象。他寵愛女記者陳雁，他人不許有非份之想；他的兒子皮傑的天馬娛樂城搞情服務，迫於群眾的舉報壓力，他表面上輕描淡寫地叫朱懷境向梅玉琴和雷拂塵談談如何併天馬娛樂城，實際上是向兩位施以隱形壓力，傳達他的旨意，替他的兒子甩掉一個沉重的包袱。他的“人治”思想通過話語委婉卻富有彈地表達出來。《朝夕之間》中的關隱達是陶凡的女婿，原來官運亨通，可是在老岳父退下來後，他就每況愈下了。可見其興衰成敗不取決於他個人的政績如何，乃是背後陶老書記的進退。陶凡一退，張兆林迅速排除異已，撤換掉陶凡的“勢力範圍”關隱達是成也陶凡敗也陶凡，成為張兆林“人治”下的人物。這是“人治”導致的一種不良結果。

3。對權錢聯姻的批判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正是我國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整個社會範圍內的思維或是理念都受到巨大的衝擊，人們的價值取向、人生觀也從以前的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市場經濟有競爭、換、求利的特點。這些特點在經濟領域是積極的、有理的。但假如這些理念被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則難免會發生變異。特殊是這種文化理念在官場這個與權力密切相關的領域，則輕易產生權、錢、三位一體的易。

中西文化的“珠聯璧合”使官本位文化和錢本位文化相結合而演繹出新時期文化的新內容。改革開放學習西方過程中把西方崇尚金錢的思想觀念學來了。而這種觀念影響中國改革發展。中國的文化沒有民主法律的制約，而是人情的制約，於是權、錢聯合成一種非常可怕的文化神。這種文化猛烈地衝擊了中國官場。《國畫》中，皮市長借打牌和兒子出國之名大收錢財；朱懷境借四被打事件，狠敲竹杆，直到下屬到錢馬上挖空心思向公司“進貢”；張天奇明為跑項目，實是挪用公款一百三十五萬等等。這一筆筆“灰收入”顯示了權力和金錢的關係。而一旦有了權、錢，隨著世風的俗化，道德淪喪，女自然就有。朱懷境在獲得權、錢之後，搞起婚外情，縱情享樂。享樂至上，人慾橫，苟且偷歡成了世紀末人似乎最正常不過一種狀態。這種病態特徵是從社會神最核心處體現出來的，與官場畸形實際上構成了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聯繫。

三、對人的批判體制結構的不完善給**的滋長鑽了漏；文化是體制**的土壤，是整個社會**的源。而這種文化土壤具有巨大的腐蝕，其產生的最嚴重後果就是人的被腐蝕，人的墮落，人的扭曲。因此，人成為王躍文筆下最關注的視角。他的官場小說主要著眼於官場的世俗生活及傾心描述人物在官場中的種種表現、表演以及人和人心的扭曲、變異。他的人批判視角是多層次的。

1。官場“關係網”透視人的險惡官場本身就是一張關係網。在官場中，任何一個級別的官員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他的存在與許多人發生著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作為他職位上升或保障的一個屏障。所以，正如人們常言:要想當個科長，後面必須有個處長罩著。這就說明在官場中生存，每個人必需構建自己的一張關係網。就像《國畫》中寫的一樣“上面關係沒處理好，沒人用你；同僚關係沒處理好，沒人幫你；下面關係沒處理好，沒人服你”因此，其主人公朱懷境為了自己的官位升遷，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公共關係系統”把官場中與已相關的關係按大小疏密構築起自己的牢固關係網。但是，這張關係網不是自始至終都是堅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因為在這些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既互相聯繫又相互牽制。它的牢固程度隨著個人的變化而變化，隨著官場氣候的變化而改變。如張兆林與陶凡原是上下級關係和師徒關係，但陶凡一退，張兆林接班，張兆林迅速地排擠所謂的“陶凡勢力”而培植自己的勢力。在《結局或開始》中，張兆林、孟維周和萬明山本是結盟關係，但萬明山出事了。張兆林和孟維周為了擺脫干係保全自己，於是果斷地切斷與萬明山的關係，並違心地支持起一直遭他們打壓冷落的關隱達來。《舊約之失》中，舒雲飛三位老同學開始因為在生活中不自得而相聚，發發官場不得志的牢騷。三個人是困境中唯一可以互相談心的好朋友，並且一起規劃下海宏圖。但一切最後因為兩位同學的升遷而產。三個人也不再是談心的好友了，彼此之間的關係已經悄然發生改變，原來朋友之間的情如此脆弱而不堪一擊！擴而廣之，好朋友的情這麼深厚都如此經不起考驗，世間還談何真情？三位老同學聚與散的友情變遷透視出官位的誘惑力及它鏽損靈魂的東西。

在官場中，人與人之間互相猜測，互相揣摸。人與人之間連一個微笑、一個細節動作、一句話都要揣摸一下是否有潛臺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情幾乎等於零。就像陶凡自己悟道的一樣“中國官場，人們很習慣琢磨領導人的言行，所以，官場行為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因此，有人說，中國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國的官員最像官員。官場中的關係互相利用。《今夕何夕》中孟維周為馬傑虛辦馬傑留職一事，不僅表現出他為人辦事的神，實際上也為他與馬傑的往中贏得一個人情，也讓馬傑對他肅然起敬，贏得尊重，為他的關係網加上一個砝碼。官場中的權力和人一起組成了一座有圍牆的城堡。城內是最大限度的權和人的大協作，互相結合，互相利用；對城外的世界則採取一種冷漠、一致對抗的態度。結果是，權和人成了一道堅硬的網，網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奪物。官場就是如此。就像關隱達說的“官場上的人們之間只剩下蒼白的笑臉和空的寒暄了。”王躍文通過關係把人醜陋的一面**地表達了出來。

2。知識分子的人展示王躍文作品中的知識分子體現出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彷徨和遊移的特點。市場經濟的衝擊，把文化及其載體――人文知識分子衝擊得踉踉蹌蹌，知識分子的信念和地位都經受著新的考驗。知識分子在王躍文的筆下成了被揭、被批判的對象。王躍文把知識分子放置於官場中，通過官場表現知識分子的神狀態。

我們知道，在傳統文化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學而優則仕”是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理想。入朝做官、“兼善天下”不僅是讀書人的價值目標，而且也是他們的人生最高追求。今天，當官同樣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夢想。所以，知識分子便在官場中表現出種種姿態。官場中的他們也成為了王躍文筆下的批判對象。《今夕何夕》中的孟維周是一個有文化、有情、有抱負的青年，他給地委書記當秘書，卻不再去提高和充實自己，而是醉心於研究領導心理、“領導藝術”；暗地裡對著鏡子練習自己的演講口才；言聽計從地去完成領導給自己的“非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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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於得到領導的賞識和信任，被提拔為副處級幹部，但他卻喪失了一個年輕知識分子應有的純樸、善良和正義。《國畫》中的朱局長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知識分子，水果研究專家，他的文章敢言敢寫，實事求是，有說服力且不諱，體現出了堅持真理、直言不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稟。但多年官場潛移默化的影響，他身上的那種知識分子的稟已逐漸轉化為奴！令人惋惜！

久在官場中的知識分子如此，而初進官場的大學生汪凡也難以抗拒官場的誘惑、違反官場原則。《很想瀟灑》中的汪凡是一個初出校門、初進官場的大學生。他年青有為、血氣方剛，懂得許多知識，預備把這些所學知識應運社會，好好做一番事業。然而，官場卻使他事與願違。由於他不懂官場原則，不悉所謂的“機關文化”所以，他的認真原則處處使馬主任不，自然給汪凡帶來了苦頭。但汪凡並不屈服。他曾經反叛過，他惡作劇地在馬主任的先進材料中耍小聰明，引起軒然大波，馬主任又借校對數字失誤懲罰了他。他的反叛敗得很慘，只好做一名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的“御用筆桿”他寫的材料也越來越得到了馬主任、市長的認可。官場規則終於馴服了他。但他的自由思想、獨立神也終於徹底喪失了。如汪凡想報復馬主任，想寫匿名信給其相親對象，最終沒有寫成，還借弗洛佛德的學說為自己開脫，自認為沒有寫成匿名信，還是幫了馬主任的忙，功勞比馬大姐還大。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阿q神，表現出中國文人的迂腐。汪凡把中國的文化作為理解官場的一把鑰匙，作者具有諷刺意味地寫出中國文化在官場中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知識分子淪為政治奴隸。

官場對人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令人難以想象。官場對人具有巨大的同化力量，對人構成了一種侵略態勢。《朝夕之間》中的關隱達無奈之中接受同學之子龍飛為自己的秘書。關隱達心中的想法卻是:又一個詩人死了。龍飛是一個有知識有才華的人，卻被父親推向官場，關隱達深諳官場的腐蝕力，所以不產生了這番慨。這暗含了官場對知識分子的一種殺傷力。官場高深莫測，行走官場如水上行舟，順者即適應官場者則官運亨通，仕途順利；而逆者即不適應官場遊戲規則者，則在官場的夾逢中艱難生活。因此，總有些知識分子因為不得志、不願屈服於官場與社會關係的複雜而表現不同。如《夜郎西》中的關隱達，《舊約之失》中的舒雲飛等。他們正是因為不願低頭於官場與社會的強大勢力，因此屢屢被排斥於官場之外。關隱達因岳父陶凡的離退，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八年中調動五次，全地區十一個縣市中去過六個，而且是去的地方越來越偏遠。處境使他失去了對權力的熱情，多了說真話、幹實事的勇氣。他深入基層鄉鎮，幫助農民解決問題；他打破關係網，撤掉了蠻橫霸道的公安局長…他的魄力使他在民眾中樹立起了威信，在人大會上被選舉為縣長。但是，他違反了官場的“遊戲規則”最終他的宏大理想未能一步一步地實現。而舒雲飛是一個在機關工作多年的科級幹部，他目睹了官場之中的種種**和不正之風，他沒有隨波逐，而是固守著一個幹部的基本原則和人格尊嚴。因此，在生活中疏離了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中得罪了朝夕相處的同事和領導。這使他始終原地踏步。但他仍然說:“我得按我的活法活下去”這句話暗含了幾多無奈、幾多悲壯！

王躍文之所以寫知識分子的官場表現及思考，這與他自身有密切的關係。王躍文曾在官場混跡多年，他總想找機會發洩。於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晝夜趕科場，而王躍文是棄官還文人真實。他曾多次辯解:“自己寫的並不是什麼官場小說。官場只是我小說人物活動的場面而已，寫人才是我小說的意義。”2在王躍文的官場小說中，有一些反覆出現的人物，他們身上具有許多共的地方。比如他們都很年青，具有較高的學歷，剛剛或正在進入官場。他們富有良知，在仕途上總是坎坎坷坷。如關隱達、舒雲飛等。他們實質上是王躍文的代言人。因此，王躍文的官場小說關注人的發展變化，就像舒雲飛的點子公司考慮成之際的興奮之言:“真的勢頭好了，到時候就乾脆辭職下海了。現在的處境本就沒有什麼可留戀的。”這從側面寫出了作者官場生活一種無奈，可見作者的“棄官從文”是一種解放的選擇。

總之，王躍文對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是既有批判，又有同情。批判他們心理的脆弱，最終被官場所軟化；同情的是他們中的部分依然傲然屹立。說明作者對知識分子並沒有完全失望。關隱達身上的聰明、才能和勇氣；朱懷境雖然墮落，但對自己在官場中的一言一行，始終心明如鏡。他不是一個同合汙的俗人。他的心靈深處孤獨但卻真實。這些都是作者所肯定的。

從體制**到人異化，中間貫穿著文化滲透。而整個過程中人起著要害作用。體制問題的存在除了其本身的漏外，人的格因素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利用體制的軟肋為自己牟利。由於制約機制的不完善，人在權、譽的誘引下越陷越深，其人也逐漸扭曲。人是最初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後的受害者。歸結底，無論是對體制的批判還是對文化的批判，最終都是為了揭示人，批判人在官場中的種種醜陋行為。這些都是貼近生活，切合時代發展趨勢的一個文學需求。王躍文用銳的眼睛透視了**的源和人的要害因素，折出作家始終保持著清醒深刻的察力、強烈的社會責任和深深的憂患意識。同時也說明文學已經具有深層的批判意識，這無疑是當代官場小說創作的一次重要突破。

註釋:1阿爾蒙。鮑威爾:《比較政治學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轉引於孟繁華:《政治文化與“官場小說”》，《粵海風》2002年第6期）2王躍文:《官場無故事·自序》，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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